《炎黄春秋》新年致读者

《炎黄春秋》新年致读者
2009年第1期 炎黄春秋杂志

在新年将至的时候，许多作者和读者来电来信，询问杂志社的情况和今年的编辑方针，借此机会，我们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情况和想法。

今年是《炎黄春秋》创刊18周年。17年来，我们始终坚守一条原则：实事求是。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我们有很多缺点和不足，但自信守住了这条底线。

我们走过了17年，虽然经历了许多风雨，但读者在增加，作者在增加，页码也在增加，社会影响越来越大。这要感谢读者对我们所坚守的原则的支持，也要感谢各方面的善意、理解和宽容。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编辑方针将一如既往，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努力推动民主和法制的进步。

现在，社会各界都在谈论改革开放30周年的经验。新的一年，我们还要探讨建国60周年的经验教训。对经验教训的探讨深度，不仅表现了探讨者的眼光、意图和利益，还会影响中国未来的选择和走向。

在我们看来，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扩大公民权利。套用八十年代常说的四个字，就是“放权让利”。大包干来自放权让利，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民营企业崛起来自放权让利，在不平等竞争的条件下超越国营企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将近70%。

这条成功经验背后的规律是：有一分权利，有一分自由，就有一分发展。所谓自由，就是在自己应享权利的范围内自主选择并承担其后果，多付多得，少付少得。不受外人限制，也不被他人剥夺。如此，才能在不侵犯他人利益的条件下，充分调动每个人生产和创造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证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汲取了从大跃进到文革的惨痛教训，改弦更张，尊重公民权利，放权让利。现在的领导集体强调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建立和谐社会，这个“人”应理解为中国公民，理解为公民所享有的各项权利；这种主张拥有60年经验教训的深厚依据，坚持下去，必将大有成就。

按照“有一分权利，有一分自由，就有一分发展”的规律，我们认为，中国今后的前进方向，仍然是扩展公民权利。以扩展公民权利为核心的发展，便是科学的发展。如此不仅可以解决经济问题，还可以解决政治问题甚至道德问题。

去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有可能演变为全面经济危机。目前提出的基本对策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就应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调整工人、农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这个领域，工会、农会和商会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保护各自成员的权益，实现社会公正。在税收领域，是更多地藏富于民，还是更多地替民做主，也应该经过公众讨论，更加尊重民众的选择。在财政领域，公共工程、社会保障体系和其他投入项目孰轻孰重，通过广泛而公开的讨论，把选择权更多地交给民众，可以避免重大失误。

如果把市场看做经济领域的激励机制，那么，民主就是政治领域的激励机制——激励政府官员尽心尽力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己和为上级服务。这两个领域的改革是无法相互替代的。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如果把成功的经验推广到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必将取得同样伟大的成就。

从长时段看来，中国历史上不乏经济繁荣和太平盛世，但治乱交替却成了我们民族的宿命，形成了所谓的周期率。我们现在超越自身了吗？1945年，毛泽东主席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主席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深度堪为今人楷模。现在，不故步自封于经济建设的成就，勇敢地踏上新路，这是比战胜经济危机更加重大的历史使命。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扩展公民权利、保障公民权利，即扩大民主、完善宪政。这方面的进步，也是我们重建价值观的基础。这方面的进展，将健康而持久地推动中华民族在道德及整体精神文明领域的进步。

总之，我们的编辑方针，我们的坚持和追求，就源自我们认识到的历史逻辑。

如今我们到哪儿找内需？

我们的农民还没有富裕起来，就已经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吐干净了血，我们的中产阶级还没有诞生就已经让股改制造的巨量“大小非”横遭劫掠，如今我们到哪儿找内需？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熊剑在博客这样写道。

秦晖：防止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反馈震荡

西班牙民主化的坎坷过程主要给人的感觉是“极左”和“极右”都很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导致灾难。一个正常的民主化道路，应该是社会民主主义(美国有时 叫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美国有时叫保守主义)互补，就是温和的左派和温和的右派的一种互补，或者说是民主左派和民主右派的互补。 ( http://www.tecn.cn )
西班牙的事情的确比较 复杂。从时代来看，西班牙内战前后的这段时期，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实际上是全世界范围内民主自由制度受到最严峻挑战的时期。那个时候不管东方西方， 在凡尔赛体系下形成的大批民主国家都发生逆转，变成不是左派专政就是右派专政。甚至原来在中世纪就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像波兰，像德国的一些小邦，在中世纪 就有所谓的自由选王制，所谓的城市共和、贵族民主制度，但在那个时期也发生了专制化倾向。那个时期保留下来的民主国家很少，除了美国、英国、法国和北欧的 一些地方，其他的都垮台了。有的是左派专政，像布尔什维克；有的是右派专政，像希特勒。 ( http://www.tecn.cn )
而且左右派专政在今天 看来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20世纪初，俄国当时的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就讲过，黑色百人团，所谓的黑帮，俄国的极右翼，和红色百人团，所谓的红帮，极左翼，其 实是差不多的，,做的事情都一样。在当时的维特看来，区别只是他们所处的阶段不同。按照维特的说法，极右派是已经堕落的专制主义者，而极左派是处于浪漫期 的专制主义，浪漫专制主义到一定时期都会堕落的。而且今天看起来，东南亚也是这样的。原来缅共、红色高棉那些人，当年为理想主义不择手段，搞得很恐怖。现 在一旦没了理想，唯利是图同样不择手段。最黑的弄钱方式，比如贩毒、赌场、绑票。原来缅共、红色高棉控制区，现在尽搞一些比资本主义还要黑的东西。 ( http://www.tecn.cn )
从西班牙的具体情况来 讲，它在1930年代的悲剧有一些偶然因素。第二共和时期特殊背景下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既得利益阶层和社会下层的冲突特别严竣，加上当时国际背景不利于 自由民主，极左的和极右的极权国家都分别在拉这西班牙的左右两翼。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来看，造成这种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互 相反馈放大机制。其实也不光是西班牙有这种情形，拉美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寡头主义统治的时候用专制手段来掠夺大众，使正常的市场经济、正常的利益博弈不能 够形成，等到老百姓一旦有清算他们的机会，就又做得特别极端。要避免这个过程，我觉得要提倡一种非寡头主义的右派，也提倡一种非民粹主义的左派。 ( http://www.tecn.cn )
　　
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诉求
　　
在这个问题上要弄清的一点是，在转型时期民粹主义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但是讨论民粹主义应该把它和几个事情 划分开来。第一，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立场，更不等于合理的平民利益诉求。平民阶层总是要有他的利益诉求的，而且这个利益诉求无论在什么时代它都有很大一块 可以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完全兼容。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立场的理由就在于，民粹主义者与其说是“平民主义”者，不如说是“整体主义”者。他们仇恨的其实是 个性、个体、个人权利。实际上，他们不仅仇恨富人的个人权利，也仇恨穷人的个人权利。民粹主义者往往认为，他们崇拜的穷人或“人民”是一个整体，构成这个 整体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草芥，都是可以为这个整体利益牺牲掉的。西班牙战争时期左派的内斗也是以这个为理由的，为了“革命”的利益，包括工人、农民在内，只 要不符合他们当时认为正确路线的人都是要倒霉的，而且他们屠杀自己人一点也不比对手温和。所以我觉得民粹主义最突出的特征并不是我们一般讲的仇恨精英而坚 持大众立场。其实他是坚持一种整体化的立场，仇视一切个人化的立场，既仇视富人个体，也仇视穷人个体。比如俄国的民粹主义就有这个特征，它是非常崇拜农民 的，但是它崇拜的农民特指农村公社，民粹派认为那些主张单干的农民是“最危险的敌人”，民粹派主张压制他们是一点也不手软。他们提倡“整体”，而“整体” 又是由他们来代表的。所以民粹主义不能把它和平民利益划等号。在改革时期，尤其是在寡头主导的改革过程中，坚持平民利益的诉求是很重要的，包括自治的工会 农会运动等等，只要这些运动能遵守“群己权界”，就是一种正面的制衡。 ( http://www.tecn.cn )
第二，我们也要把民粹 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分开来。欧洲民主左派一般都会提出福利国家的诉求，或者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诉求。这种诉求在历史上和民粹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往往是 对立的。在很多国家，其中也包括在西班牙，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民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论战。我觉得实际上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很多方面都类似 的，都是主张自由和民主是有边界的，也就是严复讲的“群己权界”的概念。 ( http://www.tecn.cn )
己域，就是在私人领 域，—定要坚持自由原则，属于个人的权利就是应该自由的。既不能被专制者个人所侵犯，也不能为所谓的多数或整体所侵犯。群域,就是公共领域，就应该是民主 的，用符合多数意志的办法来解决。但是这两者是不能颠倒的。我觉得民粹主义也好，寡头主义也好，一个共同点就是“群域无民主、己域无自由”。一方面以公权 力为理由任意侵犯个人领域(民粹主义尤然)，另一方面公共领域又被个人或少数利益集团所把持(尤然)。公共领域没有公共性，而个人领域也缺少对私权利的尊 重。但是从历史上看，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还有一些模糊地带，这个模糊地带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划清楚的。为了避免公私不分、群己不分，这个界限是一定要 划的。但正是因为这种模糊地带的界限不能一劳永逸地划清楚，所以往往是过了一些时间后又会有一个调整。所谓左派和右派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的一种正常的博弈， 实际上是对“群己权界”中模糊部分的一种调整。简单来说，比如说帮助弱者或社会保障，我们也不能说右派就不关心弱者，但是右派一般认为帮助弱者应该属于个 人领域，应该用自由或自愿的原则来处理，比如NGO、慈善。左派就认为应该是公共领域，应该用民主国家多数决策，切出一块资源，用公共福利的办法来解决。 到底比重应该多大，并没有绝对的答案。在—定的时期，通过宪政民主机制，比如说左派上台就会把经济上的“群域”扩大一点(伦里上则相反,西方左派通常主张 在这方面扩大“己域”,例如同性恋自由等),右派上台就会把经济“群域″缩小一些(伦理上也相反)。但是这种缩小和扩大都有它的相对性。基本领域的群己之 分，宪政条件下的左右派是有共识的。人们对模糊领域的“群己权界”发表意见的权利也毫无疑问属于个人领域，不管左派上台还是右派上台，这一块都应该是自 由。通过宪政民主程序左派上台实行了高税率，你不能抗税，但是你对高税率提出批评、乃至主张减税的言论自由是完全有的。到了下一轮大家也许接受这个意见， 就可能调回来。“权界”虽然会不断地游移，但是“群己”是一定要分清楚的，否则就会发生公权力越界，或者公共领域被个人专断的情况。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 这两者不能颠倒。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下，公共领域可以扩大，但前提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必须得到保障。你可以搞高税收、高福利，但只能在宪政民主体制下， 通过“无代表，不纳税”、“无代表,不开支”的方式来操作。否则,，如果某些专制者以公共福利为理由横征暴敛，结果是“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 ”，二次分配并不真正具有公共性，这样就搞成“负福利”了。 ( http://www.tecn.cn )
　　
不能夸大“民主与自由的矛盾”
　　
从西班牙这个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就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个时期，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民主 崩溃的过程。从南欧地中海国家，巴尔干国家、中欧(捷克除外)国家，一直到波罗地海国家，比如我刚才说的波兰。不管是天主教国家、东正教国家，还是新教国 家，也不管是左派势力大的国家，还是右派势力大的国家，都出现了这样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大背景，我就不详细讲了。但是有一点，很多人认为这种宪政制度在当 时的毁灭是“民主推翻了自由”，我觉得这种现象不是没有，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魏玛共和国通过民主选举把希特勒选上台，这个民选的独裁者就把宪政废除了。但 是从当时欧洲绝大部分地区来讲，大概只有德国是这样，其他国家宪政制度的崩溃都是通过政变、内战等不民主的手段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摧毁 自由的过程都是通过专制的方式，不民主的方式，而不是民主方式。民主扩张没有边界的确会对自由构成侵犯，但是我觉得历史上更常见的，乃至在欧洲的这个时期 更常见的，恐怕还是这种非民主的寡头方式对自由的冲击更厉害。除了德国选举出一个独裁者，,他上台后取消了宪政，其他国家都不是。俄罗斯1917年也是通 过民主选举选出一帮民粹派分子，民粹派分子组成的议会(所谓立宪会议)如果维持下去会不会也像希特勒那样行事，这很难说。问题是最后布尔什维克出动军队， 用武力把民粹派分子组成的议会驱散了。也就是说即使在俄罗斯，也不是民粹主义分子当选的议会通过民主的方式取消自由、颠覆了宪政的，它还是那些“极左寡头 ”用赤裸裸的军事暴力，把民选的结果推翻，用这样的方式来实现“专政”的。应该讲，在整个这一时期的欧洲，尽管很少有成功的宪政国家能够很好地把握好自由 和民主的边界，实际上也就是“群域”和“己域”的边界、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边界，因此造成了许多坎坷。但是这两者的矛盾恐怕也不宜过分夸张,好像有些人 说对自由最大的危险就是来自过分的民主，或者有些左派把这话反过来讲(自由太多破坏了民主)。从这段历史来看，并不是这样的。这些国家多数还是或左或右的 寡头(他们往往煽动民粹，但并不遵循民主程序)以暴力同时破坏了民主与自由。 ( http://www.tecn.cn )
另外，西班牙的历史也 的确揭示了从传统到现代过渡时期的一些普适性特征。西班牙是个天主教国家，俄罗斯是个东正教国家，而中国和其他很多地方根本是基督教文明以外的国家。但是 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反复震荡的过程是很多国家都出现过的。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讲的“拉美病”,实际上也是指这种现象。“拉美病”显然 不是前段时间很多人说的“新自由主义”能够解释的。许多拉美国家在历史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特征，包括阿根廷的庇隆主义，秘鲁的贝拉斯科 主义等等，当然也包括最近委内瑞拉的事件。其实过去拉美的军政府通常也就是这两种类型的，要么是民粹主义的军政府，要么是寡头主义的军政府。 ( http://www.tecn.cn )
这些事件对中国的借鉴 之一，就是要防止在转型时期陷入一种民粹主义和寡头主义反复震荡、互为因果的怪圈。转型时期要掌握好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左”“右”互补，防止“左”或 “右”极端势力的出现。这点在转轨国家比原来就是搞私有制的国家要更突出。因为转轨国家什么资源都是控制在国家手里的，一搞起寡头主义来，少数人掠夺公共 资源，,社会不公往往会搞得很极端。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有“什么东西都是公有的”这一背景，民粹主义膨胀起来的确会把一切个人领域都冲垮，也会造成非常严 重的后果。 ( http://www.tecn.cn )
　　
理性资源与道义资源
　　
另外，在转型时期，道德资源对理性转型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在转型时期，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在互相妥 协的过程中，的确都需要理性。更确切地说是需要一种由道义呼唤出来的理性。不光是“浪漫的”西班牙人，德国人被认为是理性的民族，但在纳粹时期也变得那么 疯狂。人性中是有疯狂一面的。呼唤理性是宪政民主转型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可是在历史上我们往往看到：理性不是靠“聪明”就能呼唤出来的，在哗众取宠 的氛围中，往往是最极端的人最有号召力，我们也都领教过这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要避免疯狂，很难说有什么万应良方，,甚至也不能仅仅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解 决。因为历史经验再怎么总结,就像昆德拉所说的，“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只有一次，等于没有”。从历史上看，在一个动荡时代真正理智的声音要能够为公众接 受，它背后都必须有很深的道义资源。如果缺乏这种道义资源，那么往往越是激进的声音就越有市场。像南非转型时期，当时出现那么多的流血事件，那么多的冲 突，像曼德拉这样的人能够出来，把黑人这边的激进情绪(如当时“泛非主义大会”、“阿扎尼亚解放军”鼓吹的)遏制住。一个前提是他原来为黑人解放坐了26 年的牢，谁也不能说他是胆小鬼。如果没有这种经历提供的资源，他再聪明，人家能听你的吗? ( http://www.tecn.cn )
在西班牙民主转型时 期,“左”“右″两派也都有这样的人。执政的佛朗哥这一派，像苏亚雷兹这样的人，根本就是和戈尔巴乔夫差不多的一种角色。他推动了民主过程，实际上他明知 这一进程最后会导致他下台，这是要有一种道德来支撑的。而且他在佛朗哥体制内也是个埋头苦干的角色，在个人道德、操守上无可指责，保守派也无话可说。左派 方面像卡里略、伊巴露丽这样的人，他们也是呼吁和平，呼吁理性妥协。他们是从内战中出来的，像卡里略是内战结束时最后一个从马德里撤出的人。这样的人如果 他要煽动暴力，那非常危险，但是他要呼吁理性，他也最有这个道义力量。如果“左”“右”两边都有这样的资源的话，转型过程就会比较顺利。 ( http://www.tecn.cn )
但是这就意味着,历史 不能从任何必然性中寻求解答。因为能不能出现这样的人、能不能积累这样的资源，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讲都不是确定的。但是我们可以讲的是，如果在全面的转型 之前，这个社会能够比较松动，老百姓的自由记忆、民间记忆，或多元化的文化资源的形成，这一点如果能够做得好的话，那么以前的道德资源就有更多的可能得到 比较好的运用。像曼德拉那样的人，他坐了那么多年的牢，在前苏联也有坐了那么多年牢的人，可是体制就可以把有关于他的信息抹得一干二净，大家都不知道有这 种人。当然到了关键时期，这种道德资源也就不可能发挥什么作用。像我们国家以前也有不少这种人，但在1989年的时候，学生是完全不知道他们的。既然原来 没有这种积累，当时表现得最“勇敢”就最有号召力，最后的结果就是搞得不可收拾。如果有原来长期受难的那种人，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他，那个时候他出来呼吁理 性、呼吁妥协是最有号召力的。但是如果体制把这种信息、这种资源全部都摧毁了，那到了一旦要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变化往往就难以控制。

改革的危局——与清末新政的比较【转载】

改革的危局

——与清末新政的比较

张鸣



忧心改革被革命或者暴乱扑倒，是近年来知识精英们或隐或现的一种焦虑。因为，在近代历史上，清末的新政，用今天的话来说，清末的改革，今日回顾起来，观感相当不错的一场改革，的确曾经被革命扑倒过。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情势，似乎比那时还要紧张，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中国全国的民变事件，差不多有1万起，而2007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达到9万多起，2008年估算，肯定比上一年要多，即使扣去两个时间点的人口差异，现今的社会骚乱的频度，也相当惊人。

从总体上讲，清末的政局，的确跟现在有很多相似之处，最大相似，是两个历史阶段，都已经进入后意识形态时代，所有的政治关系，都变成了利益格局。社会上宪政的呼声都相当高，但最高统治集团，最关心的问题，却是自己集团在日后宪政格局中的位置，即如何保住“领导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讲，清朝当年，总体上国家的经济形势不坏，清政府辛亥年的财政收入，达到2亿4千多万两白银的历史最高点，而新政开始之前，每年不过6、7千万两。这么大的国家，一年不过1万余起民变，实际上说明当时的社会相当稳定，民众对朝廷的新政，并没有像我们过去的教科书讲的那样，有很大的反感。新政一直到革命发生，也一直在推行，并没有中途停滞。事实上，清朝的崩溃，是发生在这个王朝变革的“好时候”，而非天怒人怨，大局靡烂之时。从这个角度讲，尽管当下中国国力强盛，但危机并非不可能发生。

辛亥前夕的清政府，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权力收回到满族权贵手里，尤其是到皇族手里，具体表现是驱逐袁世凯和组织皇族内阁。将袁世凯赶回老家，一般说是摄政王载沣为了给他的哥哥光绪皇帝报仇，显然这种解释过于肤浅，以载沣为首的满族少年权贵，主要是为了褫夺袁世凯的权力，尤其是要将当时作为中央军的北洋六镇，掌握到自己手里。组织责任内阁，原本是立宪的准备，但12个内阁成员，9个是满族，其中核心的5人又是皇族，无论谁来解读，都是一种赤裸裸的收权之举，实质上是犯了中国政治的一个大忌——权力的世袭。事实上，自秦汉以来，尤其是实行科举制以来，白衣致卿相既是美谈，也是传统。官员的世袭就成为一种政治忌讳，犯了这种忌讳，等于阻塞了社会底层精英的上升渠道，对于社会的稳定，有非常大的害处。另一个错误，是把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回到中央政府来，具体表现就是收回各省的路矿权。收回各省修建铁路的权力，在技术层面也许有道理，但从当时国家权力结构而言，却跟收权到满族亲贵一样，属于一种“倒行逆施”。

自所谓“同治中兴”、湘淮军兴起以来，清朝内重外轻的政治格局已经改变，经过漫长的洋务运动，到了清廷新政时期，地方势力的壮大，已经从督抚专权发展到了督抚与地方乡绅主导的自治运动合流的地步，到了这个地步，不仅满人的权势早就萎缩到了非靠汉族名臣和绅士才能勉强维持的境地，而且地方势力的壮大，根本就是无法逆转的。新政时期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整个国家官、绅、商、民空前一致，对于作为主导者的汉族绅商而言，立宪，无非就是进一步分享权力，将原本作为谘议的谘议局和资政院，进一步升格为正式的立法机构，从而名正言顺地掌控整个国家的命运。

显然，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满族少年亲贵，少不更事，用鲁莽的收权之举，开罪了所有最不该开罪的人，才导致了清朝的脆败。不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多么有力量，而是满族亲贵犯了大错，没有人肯帮他们了。清朝的变革，如果从洋务运动开始算的话，到1911年已经历经40多年的历史，中间清政府已经犯过两个重大的错误，中止百日维新和提倡义和团，这样两个重大错误犯了之后，不仅要对外付出巨额的赔款，国家主权被严重侵蚀，而且使得自己当政的空间变得非常小，没有再犯错的余地。

说起来，现在的中国政府，也有点类似于当年的清政府，犯过改革过程中倒退的重大错误，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声誉，缩小了国际空间。而且类似的中央政府收权之举，也做过了，所谓的分税制改革，就是如此，这种收权，在某种意义上，比当年收回路矿权，力度还要大。另外，部分的世袭制复辟，也不是没有，所谓太子党的问题，在今天，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也重现于政治领域。

但是，现在的中国好像没什么事，西方的研究中国的学者，多数甚至比中国人自己还要乐观，当年宣称中国崩溃的人，不是承认自己的错误，就是销声匿迹。很明显，现在的中国，跟清朝新政的时候，还是存在着非常大区别。在当初，即使戊戌维新失败，但是新政期间，社会的上层，依然保持了改革的激情，在进化论的信仰下面，人们对于制度变革所能带来的好处，充满期待。立宪运动中坚力量，绅和商，一个要求分享权力，一个要求破除旧制度对于工商业发展的阻障，热气高，干劲大，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诉求，而且斥诸直接的行动。但是，在1992年开始的第二轮改革中，现在的中国人却滑入了物质主义的快车道，民营业者在甩掉了束缚之后，发挥出巨大的反弹性的能量，使得中国经济在停滞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有了异乎寻常的高速度发展，实质上是中国人压抑几十年之后的能量超常释放。在某些时段，体制内官员和民营业者的物质主义追求，在发展这个概念上，找到了惊人的契合点，一时间，似乎所有的制度障碍，都可以通过非正常途径加以绕开，这就是为什么体制内贪腐横行，而众多民营企业家缺乏制度变革动力的缘故。甚至在官方有意怂恿制造所谓“原罪”话题，把祸水引向他们的时候，居然毫无抵抗。而所谓体制内的运作，则难免官商勾结的外界观感。因此，在民众中声誉相当不佳。跟他们近代出现的企业家前辈，根本无法相比。但是，物质主义的快速发展，有经济理性，却没有理想，整个社会在物质和肉欲横流中，很快堕落，也很快陷入疲态。整个社会没有理想，缺乏思想，没有灵魂，更失去了方向。

这一点，在第二轮改革中的知识分子的走向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吸取了那一场众所周知的风波的教训之后，在官方有意识的倡导和收买下，体制内知识分子逐步在专业化的旗帜下，走向象牙塔或者市场，追求具体的学术和市场价值。虽然说，在专业方面的确有很大的进步，中国某些领域的学者，学问开始做的比较像模像样了，但是却整体性地丧失了针砭社会批评政府的道义担当，在民生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集体噤声。特别是一些走市场的学者，走得过于远，甚至不惜直接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所言所行，极大地败坏了知识分子的声誉，使得知识分子丧失了起码的信誉，导致他们跟民众脱节。如果说，当年的士绅还可以引领民众的话，那么现在居主流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却声名狼藉，变成了民众嘲弄恶搞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体制内没有真正的左派，也没有真正的右派，多数人无非是借左和右的招牌，为自己谋取好处。知识化的官僚群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的确大幅度增加了，但第一轮改革中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野却消失了，演变成另外两派，一是逐利派，一是听话派，前者为了“发展”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后者最大的目标，就是千万别在我的任上出事，两者的内心想法，都是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

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在官民关系如此紧张，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情况下，统治还能够维持大体上的稳定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无论民怨有多大，缺乏知识界的参与，基本上都难以成气候。貌似有力量的中产阶层，缺乏政治诉求，在他们看来，现有体制尚有空间。像清末新政那样，官、绅、商一致的宪政追求，不复存在，各个阶层是分裂的，原本可以作为民间领导层的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跟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着深深的裂痕。

但是，这种局面，并不意味着现在的中国，就不存在危机。事实上，中国的危机隐患早就存在，只是爆发点后移而已，后移的危机一旦爆发，破坏性可能更大。在我看来，现在的中国，至少存在三大隐患。第一、官僚机器锈蚀，效率低下，官员阶层整体上呈疲态，缺乏维护体制的热情，甚至可以说对体制的认同已经降到了最底点，没有人对消除社会危机操心，只求平安度过任期。第二，民众的不满日益增加，所谓三大民生难题，医疗、住房和教育危机，迄今为止，没有缓解的迹象，民众的社会保障也解决无日。官商勾结，侵占农民，甚至普通市民房屋土地的问题，虽然三令五申，但在地方政府自我牟利强大动机催动下，也不大可能得到解决。因此，官民冲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只能愈演愈烈。特别值得注意的倾向是，虽然体制内知识分子不予参与，但一代草根精英却在成长，逐渐成为领袖，由于网络的存在和普及，使得这种精英替代过程加速。只是，草根精英具有更加激烈的色彩，往往易使群体反抗呈现走极端的态势。第三、统治者中共高层的权力权威指定的交接模式，随着强人政治的过去，庸人政治的到来，难以为继，今后体制如何交班，蕴含着体制内部的巨大危机。

人们都知道，自改革以来，由于上层有意搁置政治体制的改革，使得权力运作的合法性，完全依赖经济的高速发展，此番经济危机，有很大的可能，会使中国的经济战车驶入慢车道，这样的话，原先积累的所有问题，都会爆发出来，原来的官员共同体，会出现裂痕，原来奉行犬儒主义的知识界，也会出现反弹，而作为经济发展动力的工商业者，在进一步发展遇到制度无法克服的障碍，而且当局总是试图将他们作为民众不满替罪羊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制度变革的欲望，同时，为了解决接班问题，中共党内会尝试设计新的机制，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出现新的动力和契机。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众，或者说在经济危机下更有被剥夺感的民众，在草根精英的带领下，是否能给这个国家以机会？如果当局见机早，动手早，也许还可以，但如果拖到不能再拖的时候，再想亡羊补牢，可能就晚了。

牛博被封了

为了“和谐”，我们必须不择手段

冉云飞：匪话连篇——日拱一卒，不期速成